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化表达,作为一种新型的理论形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知。首先,从思想源流来看,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其次,从理论个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主要特性包括中国性、政治性与学术性。从学科定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既是法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代表了法治理论谱系中的一种最新形态。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思想根基、主要特性与学科定位,既是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前提,也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     

Voter perceptions of parties’ left–right positions: The role of party strategies

Left–right semantics help voters simplify the complex political reality as they reduce party view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to a single dimension. Less studied, however, is the question of how voters arrive at parties’ left–right positions and how parties can influence voter perceptions. In this article, I demonstrate that the party can shape the vot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of its left–right ideology by using three strategies: avoidance, ambivalence, or ambiguity. Specifically, the party may avoid or de-emphasize, embrace a conflicting position, or becloud its position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 by so doing, it induces voters to place less weight on this issue when perceiving the party’s left–right posi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connects voter and party data from 21 European democracies in the period 1996–2014 and find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In particular, the study finds robust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strategic avoidance, ambivalence, and ambiguity strongly moder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arty’s perceived ideological brand and its underlying issue content.     

论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

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又称动产所有权出让或转让中的占有的移转,其既为动产所有权让与的公示方法,也通常为动产所有权让与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要件,类型上涵括现实交付、观念交付及其他特殊形态的交付。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于此等交付的厘定(规定)较为简略或存有阙如,宜结合域外立法成例、法理或学理而予阐释、厘清及释明。透过如是的工作和努力,期冀可以建构起我国动产所有权让与中交付规则或制度的解释论("注释论""评注论")系统,由此使这一规则或制度可裨益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实践,并进而发挥其具有的积极功用与价值。     

略论刑法微课的设计与应用

在“互联网+”时代,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的优势日益凸显。微课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作为一种情景化、支持多种学习方式的微型在线视频网络课程已成为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标配”。目前,刑法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阶段,教学方式单一,教与学的效率都不尽人意。微课具有学习方便、知识点集中、短时长、可视化等特点,对于克服当下刑法教学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刑法微课实效的充分发挥源于对微课的正确认识、科学设计及合理应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体系性反思与建构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正式确立的,但《刑事诉讼法》中涉及此制度的具体规定又都是操作层面的。据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并不能得以阐释。而依据我国《刑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合理性则可以从形式逻辑、实质逻辑以及价值理念三个维度予以充分证成。由此可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质上系《刑法》中的一种刑罚裁量制度,认罪认罚本质上是法定的从宽量刑情节。在定罪层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需自愿承认不法事实系其所为,即构成"认罪",而无需准确评价自身行为的法律性质并准确识别具体罪名;在量刑层面,"认罚"考察的重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悔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应当通过刑法立法的方式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自首制度、坦白制度部分重叠地整合在一起,以避免"概念混同""重复评价"的错误倾向。     

法学研究目标受众选择的大数据分析

文章为谁而写,是法学研究需要解决的基础性命题。从近二十年约2.5万篇法学核心期刊文章的大数据机器学习分类结果看,我国的法学研究成果呈多重目标格局,其中近三成服务于执法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同时也有为立法者、执政者建言献策的成果。经检验,目标受众类型的选择与论文的传播能力以及获得基金支持的机会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一决定成果影响力大小的机制迟早会被个体习得并不断强化,成为研究者选择目标受众类型的重要因素。该机制良性运转的关键是处理好学者和实践受众的关系,保持学术研究必要的自主性,警惕学术研究在追逐发表、经济支持时被有关主体“认知俘获”。     

浅议《合同法》框架下的智能合约适用问题

智能合约是运行在区块链上能够自动履行合同义务的新型合同,因其具备"自动履行"和"去中心化"等优势,故可降低合同履行成本、提高合同运行效率,但也导致了智能合约难以直接适用现行合同制度的订立规则、生效要件和救济方式等问题。本文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运行过程,通过对合同法理论的解释使智能合约与合同制度相契合;从技术角度分析了智能合约的原理与架构,利用技术手段对其进行修正,使智能合约符合《合同法》的规定。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刑法现代化的一个问题

本文探讨了法律全球化下刑法的现代化及其功能的转变问题 ,认为对刑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的本质都须作整体性的反思 ,起码要做重新的定位 ,这应该是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前提。只有那些具有同一化、实体化、可操作性的法律才能成为全球化的法律。作为公法、历来与国家主权联系甚密的刑法 ,其全球化的现实就更为渺茫。但是 ,刑法的全球化是否有必要是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是否可能。我们认为 ,以人权为核心展开的刑法的功能的转变应该是必要的。     

债权形式主义下物权行为有限存在之三维分析及立法建构

民法学界关于物权行为的讨论并未系统、深入,从事实、规范、价值三维角度分析债权形式主义下 应有物权行为的有限存在空间,且和债权行为一样均可单独引发物权变动,但不存在独立性与无 因性问题,并提出了立法建构模式。